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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學校到底能夠為學生「做」什麼?我們所活著的世界已經發生過種種革命性的劇變,那麼,學校是否應該花更多心思來因應這險峻世局,或把學生推向唐吉訶德式的尋夢之途,以便讓他們在這多變的世界中仍能優游生活?

  在這部探討教育可能性的精闢評論中,知名心理學家傑羅姆·布魯納指出教育如何企圖引領下一代融入文化,卻經常以失敗收場。他把新興的「文化心理學」運用到教育上,提出若要讓人類心智的潛能充分發揮,只有透過融入參與文化一途。但他並非指較為正式的文化活動,如藝術與科學,而是該文化如何理解、思考、感覺以及進行論述的方式。藉由檢視教育的實踐與理論,布魯納以新穎又豐富的觀點探討了過去令教育學家困惑的經典難題。

  不同於以往累積的教育評論著作,布魯納在本書中不再將教育視為促進自我實現的手段,而是教育如何讓個人變得有能力可參與融入生活和謀生所仰賴的文化。不論是教育學家、心理學家與心智及文化的研究者,都能在這劃時代的評論中讀到如何挑戰現今一成不變的教育實踐,以及為未來指向的智慧願景。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傑羅姆.布魯納(Jerome S. Bruner, 1915-2016)


  美國心理學家、教育家。1941年於哈佛大學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曾任教哈佛大學、劍橋大學與紐約大學。1987年以「理解人類心靈的畢生貢獻」獲得學界至高榮譽的巴仁獎(International Balzan Prize)。著作豐富,除了本書外,尚有《教育的歷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1960)、《論認知》(On Knowing, 1962)、《教學論》(Toward a Theory of Instruction, 1966)、《實作的心靈,可能的世界》(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1986)、《意義的行動》(Acts of Meaning, 1990)等。在2002年出版的《普通心理學評論》(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調查中,布魯納在二十世紀中最常被引用的心理學家排行中排名第28。2016年過世,享壽一百歲。

譯者簡介

宋文里


  1952年生於台灣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榮退教授,輔仁大學心理系兼任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娥百娜–香檳校區)諮商心理學博士。研究與教學興趣為:文化心理學、文化的精神分析、藝術心理學、宗教心理學、批判教育學等。他是個跨領域的人文學者,著作散見於各種人文、社會科學專業期刊以及文化/藝術評論雜誌。目前專騖於學術翻譯,已出版的學術譯作包括《成為一個人》(左岸,2014新版)、《教育的文化》(遠流,2001初版)、《宗教的動力心理學》(聯經,2014)、《正常人被鎮壓的瘋狂》(聯經,2016)、《關係的存有》(心靈工坊,2016)、《翻轉與重建:心理治療與社會建構》(心靈工坊,2017)等。

目錄

新版譯者序
譯者導言
序言
 
第1章 文化、心靈與教育       
第2章 庶民教育學   
第3章 教育目的之複雜   
第4章 現在、過去與可能之教學   
第5章 對他者心靈的理解與解釋   
第6章 科學的敘事法       
第7章 敘事理解之中的現實   
第8章 以知為行       
第9章 心理學的下一章   
 
索引
 

新版譯者序

文化心理學對於教育本質的學術承諾

 
  本書初版時,我在介紹中說「學術長青樹布魯納教授今年已屆八十五高齡」,但到了再版的此時,布魯納教授已經以一○一高齡,在二○一六年辭世。他所倡議發展的文化心理學,對於教育本質的探討,該從哪裡談起?

  我認為可以從原本就以實踐為本質的教育那裡展開——我們似乎不應籠統地說我們要「以教育學來探討教育」,而是要「以文化心理學來探討教育的文化」。我們已談過:文化心理學必然是以本土心理學為基礎而產生的心理學下一頁,亦即它必須發展為超文化心理學(transcultural psychology)。對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把布魯納討論「庶民心理學」(folk psychology)的方式重新攤開來檢視一遍,應該不難理解此中道理。

  布魯納對於庶民心理學比較集中的討論,是出現在他的《意義的行動》(Acts of Meaning)一書。他的說法是:任何文化在不經過學院式討論之前都會出現某種對於「內心」「外界」兩分的「心理學」概念,而這些概念會變成某種常識,或某種預設(presupposition),用來決定其他種種概念。但在這二分法的結構之外,還會產生某種「中介」的領域(布魯納稱此為「第二界」,所以,相對的,內心就是「第一界」,而外界就是「第三界」),各個文化對此一領域的認知深淺和多寡都會有很多差異,因此,當我們對原有的二分法的結構有所知悉之後,我們要設法瞭解其「第二界」的實際內容,甚至要為原先所缺乏的瞭解而大力補充其內容,譬如從第一界到第三界之間的交通究竟是透過超自然巫術的方式、人文溝通和想像的方式,或科學假設和考驗的方式等等,而這樣的補充可以包括釐清,也可以包括改寫。於是經過這道手續之後,原先的「庶民心理學」就必然會轉化為「文化心理學」。至於這種轉化為何會發生,我們很難用民族文化的「本土性」來解釋,而必須將它放進社會-歷史演化的過程——特別是異文化間的接觸過程——才足以理解。

  這種庶民心理學的討論最有助於我們判斷「本土心理學」究竟是不是「文化心理學」的地方,不在於區分所謂的「本位/客位」,而在於揭示那個中間「第二界」之必然存在——無論你對它是有意識或無意識。

  ***

  二○○九年我去開封參加過一次「中國心理學會:全國心理學學術會議」。在會中極有意思的發現是:當時我參加的「理論心理學組」裡也還沒人提過「文化心理學」,但很多學者、學生都知道台灣有「本土心理學」。不過,大多數的與會者已經不談「本土心理學」,而換上不用任何主張就能朗朗上口的「中國心理學」,並且這種話語也已經是屬於「元理論」(後設理論)的層次,也就是說:在談文化是什麼之前,大家對於文化早已有個共識,那就是「中國文化 vs. 西方文化」的提法,也認為那是個不證自明的「理論架構」。所有的人(除了極少數例外)都認定了文化差異的命題,並且也認定西方理論的缺陷可以用中國理論予以補足。像這樣的共識,在台灣竟然動用過一個「大型研究計畫」(也就是「本土心理學研究計畫」)才能為此做出勉強的肯定。我之所以要這樣提,是因為隔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的《民族教育研究》期刊編輯輾轉來信向我邀稿,他就特別聲稱:大陸學界至當年還很少人知道有「文化心理學」的存在,而我在九年之前已經翻譯介紹了布魯納的作品,實在很令人驚奇。但我也要提出我在「中國心理學」中的驚奇發現:在台灣,我從來沒聽過任何學術人使用過「心理學的學科承諾」這樣的說法,而在那次的會場上卻三番兩次聽到一些有心於學術發展或改革的人會用「學科承諾」來標示他們針對此承諾應該提出什麼改革方案。所以,我現在要以兩岸學術觀察的角度,來談談文化心理學可能的「學科承諾」會是什麼。

  嚴格來說,「文化心理學」在現有的心理學學術建制中還算不上是一門「學科」,而比較像是一種「學說」。具體的證據是:即令在美國學界,至今也還沒出現一本適合作為大學本科教科書的「文化心理學概論」之類作品,所以,就學科而言,它頂多是個「發展中」的學科。但我們要談的重點是在於知識本身的「承諾」問題。對此,布魯納有一種討論的方式,是出現在《實作的心靈,可能的世界》(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一書中的第九章「教育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文中敘述了一名女生在聽到他所主張的「任何題材都可以教給任何年齡的兒童,假若我們能採取某種誠實的知識形式」之後,她採取相當積極的態度逼問道:如何才能保證那種知識形式是「誠實的」?布魯納承認他用了自己以前說過的一些教學程序和方法來回答問題,但事後,他自己覺得非常心虛,因為他知道那不是那位女生想要的答案。而他的想法是:我們必須回到「語言」本身來回答這問題。我們使用的語言其實都具有「兩面人」的性格(也就是說:不容易用「誠實」與否來形容它)。語言一直同時具有雙重功能:它一方面是一種溝通的模式,另方面也就是它所代表的世界觀之如實呈現。

  為了要具體說明這個意思,他引用了法國作家羅蘭.巴特 (Roland Bathes)寫的一篇短文〈法國玩具〉來呈現,大意是說:法國小孩所玩的玩具,除了極少數例外(譬如積木),大多數都是在呈現大人的慾望、大人的需求、大人對世界的理解,並且還一概是採取「消費者」角度來獲取以及使用那些玩具:戰爭、官僚、美醜、外星人等等。孩子們不只是在玩玩具,他們得同時「消費」這種「溝通工具」中所承載的整套世界觀。所以,所有的法國小孩將來長大後就自然會成為一個個加味調理的法國世界觀和法國自我。布魯納對於羅蘭.巴特這位「精雕細琢的自嘲大師」除了讚揚有加之外,當然也立刻知道了美國人和美國教育缺乏批判自省的問題——大家都只看到教育語言似乎積極的一面,而忽視了以批判態度來如實呈現其另一面。

  法國也好,美國也好,對我們而言,重要的理解一定也會在反身自省中以批判的方式呈現出來:我們所說的華人、中國人或什麼本土,以及我們所使用的漢語本身,到底攜帶了多少不能被我們自己用「自嘲」來發現的世界觀?我們恐怕都只是汲汲於利用「本土心理學」、「華人心理學」、「中國心理學」這些名義來「發揚」自己的文化,卻不太會同時反省這些文化內容裡可能隱含的偏見和盲點——特別是那些被革命者所詛咒,但同時也完全繼承下來的「封建社會關係」、「官僚主義思維」,以及不知是褒是貶的所謂「集體主義文化」——這就是我所謂的兩岸同步觀察。一旦我們真的也都同時發現這些問題,那麼,我們不得不把以上所有的「發揚式學科」提升成為「批判的下一頁」:文化心理學為了要超越傳統思維的限制,必須邁向更為「誠實」的教育。換句話說,我們要讓學問發達到這樣的程度,才能說它是在完成它自己的承諾。

  關於「學科承諾」,我們還需要一個更為基本的說法——能「承」擔起知識發展,能給出思考的「諾」言者,並不總是已經完成建制的學科,而是在思考中、也能不斷思考的學者。譬如布魯納這位老教授,他在《教育的文化》一書六、七兩章所談的「敘事法」,總有些讀者和評論者認為他的表達意猶未盡。於是,布魯納在六年之後,集結他在紐約市立大學法學院的授課心得,對敘事法的問題再作了一次更徹底的發揮,讓敘事法成為解決文化衝突的一種基本手段:

  任何一個人類文化,在其本性中,既是對於社群生活(之難題)的一種解決之道,而隱 含在此之下的,則是對於生活在此(文化)界限之內者所提出的威脅與挑戰。如果一個文化要存活下去,它就需要一些手段來處理這些埋在社群生活之下的利益衝突……。

  這種敘事法的學說,對於想瞭解自身所處的文化者而言,實具有普世性的意義,而不管這是美國教授或法國作家所提的理論,一旦我們有所理解,我們也就同時知道了他們是在承擔什麼知識,以及給出什麼諾言。這樣的承諾,讓我們更能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我們只要能讀到這樣的書,我們就是文化遺產的受益者——為什麼我們不能拋棄本位主義,來迎接所有的知識遺產呢?而在這種受益狀態中,你能不感謝像布魯納這位「非本土的」知識開發者嗎?

  ***

  最後還特別要感謝楊茂秀教授,他不但在最初推薦我翻譯此書,也促成了本書的再版。我把全書重讀了一遍,儘量作了目前知識狀態最可能的修訂。雖還不可能完備,但就是盡了最大的可能。

宋文里
2018年

譯者導言
 
  布魯納的轉變是心理學及教育學界中很引人注意的話題。論述學派的大將哈瑞(Rom Harré)曾說:這是個「很令人欣喜的諷刺」——「布魯納是曾參與第一次認知革命的建築師,但卻也是第二次認知革命中最活躍的份子和最具原創性的發言人之一。」學術長青樹布魯納教授今年已屆八十五高齡,而正用他自己的生命史來見證某種意義的心理學術發展史。

  一九五六年,布魯納和兩位合作者出版了《思維的研究》(A Study of Thinking)一書,用結構發展論向當時的主流,也就是行為主義和刺激-反應的學習理論,提出直接的挑戰。自茲而後,對於認知、思維和心智的心理學研究逐漸取代非心靈論,並且使心智的形式結構和計算機科學的人工智慧理論合流而逐漸形成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這就是「第一次認知革命」的意思。是的,布魯納在一九六○年出版了《教育的歷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一書,更使之成為代表皮亞傑結構理論而成為發展心理學的經典之作。但是,他在享譽三十年之後,竟從根柢上轉向另一個知識典範,也就是維高茨基(Lev Vygotsky)的社會歷史心理學(socio-historical psychology),或就叫文化論(culturalism)。所謂的「第二次認知革命」事實上就是指文化論在人的科學(human science)之中的發展,它到目前都還在默默地進行中——十幾年來,有一支逐漸成形的心理學,叫做「文化心理學」,正反映了這場無聲的革命。我們可以說:「第一次認知革命」把認知研究帶進來,然而 「第二次認知革命」卻正要把認知帶出去。

  出去哪裡呢?用我們對於成長的一句俗話來說罷——出社會!首先要把心理學裡的個體主義予以徹底社會化,要揉合置身在地(situated)的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理論,然後要從二十世紀語言哲學的人文研究裡取出最為核心的方法論——敘事法(narrative)和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來安置這種社會化過程。這「社會化」對心理學來說,至少有兩個意思,一是說:長期以來心理學被視為「非社會的社會科學」(nonsocial social science),因此,它終究難免會產生內在的反省動力來改變它的體質;其次,它毋寧更像是說:心理學需要「社會學化」,因為布魯納在提出這個轉向的新名稱(也就是「文化-心理取向」,或「文化心理學」)之時,他一方面建議讀者參看一些屬於這種努力的新作,另方面則說,這些作品的古典源流應是維高茨基、涂爾幹(Emile Durkheim)、舒茲(Alfred Schutz)以及韋伯(Max Weber)。

  個體性和社會化之間為什麼不能各安其所?譬如說,心理學是研究個體性和心靈本質的心理學,而社會學是研究社會體制和社會化的社會學,為什麼要讓它們之間形成像知識演化一樣的過渡關係?為了解釋這種關係,布魯納有句箴言似的說法:「心靈之獨特奧祕,就在於它本具有隱私性且稟賦著主觀性,但儘管它有那麼多隱私,心靈還是不斷創生了公共的產物」——這「公共的產物」就是指在世界之中透過符號系統(譬如語言)而保存和傳達的公用知識。事實上,心理學仍是心理學,但對於「心靈」這個概念,以及承載心靈的那個本體,我們不能再簡單地說:那不就是個人嗎!不是的。教育學長久以來仰賴心理學來界定教育的主體。當心理學不能理解「社會主體」或「文化主體」的存在樣態時,我們的整套知識體系通過各級學校教育而把我們歪曲地模塑成「個體主義」的樣子。然後我們會發現個體主義和社會/文化的運作之間,有極不諧和的關係,更嚴重一點說,竟會造成像「右派/左派」那樣的意識型態衝突。處在這種思想衝突中而茫然無解,於是教育變成了相當虛無主義的飄渺幻境。咱們這樣說吧:社會運作的根本機制是合作,為什麼我們的學生竟要被切割成離子化的個體,永遠只能一個一個分開來考核?

  ***

  我從進入九○年代之後才開始斷斷續續聞到這股新心理學的味道,但是在世界邊陲的台灣,我還得一直懷疑是不是我的嗅覺器官患了過敏的疾病。一九九三~九四年之間,我有機會到哈佛大學進修一年,雖然在計畫中我要作的研究不是這種心理學,但無論如何,我買到兩本布魯納的新作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1986),以及Acts of Meaning(1990),從而真正注意到這樣的發展。經過這十年的探索,我發現「文化心理學」和我原來所知的心理學實在差距太遠,也自認為無法以自己的說明來把這種帶有革命性內涵的轉變交代清楚,因此我就一直轉著一個念頭,要用譯書的方式來向中文世界作引介的工作。雖然我知道「文化心理學」是許許多多數不清路數的人文知識和心理學的重新結合,而布魯納也不完全代表這種發展,但是,因緣和合,一九九九年,我的一位好友楊茂秀教授竟然說,他正在替出版社物色一個譯書人,就是要譯布魯納這本更近期的作品。

  ***

  我就從布魯納講起也罷。根據我對本書論證脈絡的理解,用這篇短短的導言,也許可以為布魯納這種「文化心理學」做個起碼的說明。

  本書的第一章,開宗明義地用計算論(computationalism)和文化論(culturalism)的對比來說明個體主義和人工智慧理論在教育上根本行不通之處。計算機,就是俗話說的電腦,已經輕易取得了當代知識的主導地位——不論就知識處理的技術來說,或就它所形成的隱喻來說皆然。我這樣想:如果我們去買電腦,我們知道每一部電腦是用許多零件組裝而成,然後我們給它「灌進」需用的軟體,測試它的各種功能,沒出問題,這就成交了。但你怎麼知道它沒問題?因為測試有個標準程序,既然能通過,就是沒問題。那麼你怎麼知道那個程序是標準的?因為各零件硬體和各使用軟體之間連接得是否正常,在螢幕上可以完全表現。這整套關係形成一種「完整形式」,所以我們把它定義為「標準」和「沒問題」。在一定的程序和有限的表現上,就可以看出來——這是「每一部」電腦測試的基本邏輯,不可能有例外。但是心靈的硬體零件是什麼?它被灌進了什麼軟體?你又從哪裡看出它的表現?這每一題的答案都是不確定。而最糟的是,在企圖測試之時,連品管師都不得不承認,他要測試的對象總是會不斷反映著測試者的自己——在測試者和被測試的對象之間,通常沒有確定的標準,也沒有所謂「完整形式」的字典或測試手冊可以翻閱。即使勉強編出這樣的手冊,那編者還是得承認,這只是「不完整」或永無完整性的參考文件而已。在心靈的品管師和對象之間不可能有測試(testing)的關係,而只能有關聯(relating)和摸索(exploring)的「不完整」關係——人必須用意欲(intention)來超過他自己,然後和他人的意欲形成交互關聯的關係,而在意欲和意欲之間,也就是在心靈和他者心靈(other minds)之間,只有摸索而不會有確定的關係。

  關聯和摸索的關係方式,在人類之間就叫做「生活在一起」,或叫做「社會/文化」。有一種特別的「社會/文化」生活,是專指發生在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間,那就是養育(rearing)。而經過特殊的分工之後,我們把其中的符號性成分區分出來,用特殊的社會體制來加以經營處理,就約莫是「教學」(teaching/learning)的樣子,但通常會有個更抽象的系統名稱,叫做「教育」。而即使是這樣說,也是要強調這過程一點也不簡單,至少不是像生產線(裝配線)那麼簡單——用一條線就可以直指向目標。教育是社會體制,是文化的自我摸索和自我生產,所以它會經歷一些生活者對自身的定義,這是在「庶民理論」(folk theory)裡頭可以看出來的。而我們的種種教育理論模型就是建立在庶民理論所種植的前提之上。要隨著庶民理論-教育模型來做個綜述時,也會發現它們的「目標」各自相異,很難確定,甚至是充滿著相互悖謬的關係,譬如特殊主義/普同主義,個體智能/文化工具學習,開發創造/複製傳統等等這幾套悖論,以及永遠的爭議,這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的邏輯。

  回到文化心理學的重新反省,教育的起點確實包含著個人的行事自主(agency)、反身自省(reflection)以及人類的公有文化、協同合作這些理念之間的關係。所以第四章要把這些關係重新整合成一張理解教育的全圖,並且用時間的延續來作為整合的基礎。最重要的時間是現在,而不是過去——因為參與過去就是進入已經形成的固定意義,而參與現在則當下面臨了意義的不確定。對「現在」的重新發現,也就是理解人如何和他的文化有「置身在地」的關係,會因而發現文化之不斷處於形塑之中的樣貌。對於「置身在地」的當事人而言,他是和「未來」形影不離的,但布魯納不說那是「未來」,而寧稱之為「可能」(the possible)。在教育中,以當前問題為教材,用文化所能提供的一切裝備和社會一切的組織合作方式去對付問題,那才是時間延續和文化整合的教育。

  重省之後的教育所重者不在於個體心靈的表現,而在於發現人類心靈具有「從我至他」的一貫脈絡。心靈和「理論」是一體兩面。理論就是建構的理解,而理解有兩種不同的形式,那就是因果解釋(explanation)和意義詮釋(interpretation)。教育之中的學習不只是學習客觀的事物,學會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還要學習「學習本身」,也就是用理論的理解來學習心靈的理論,用詮釋來學習事物如何被賦予意義,簡單地說,這就是「以心學心、知己知彼」。一旦有此可能,於是自我之心和他者之心就會具有同形同構的關係。這是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的問題,也是第五章的核心。

  「計算論/文化論」以及「解釋/詮釋」這樣的對比,很容易讓人聯想起「量之為物(quanta)/質之為物(qualia)」的基本問題。當然在通俗的理解(也一定是一種庶民理論吧?)之中,甚至還會以為這是「科技/人文」對比的問題。這種談法已是每況愈下、不知所終。布魯納認為:如果科技是心靈的問題,是教師和學生心靈之間交會的問題,那麼科技無論如何是得在某種非科技的理解方式中存在。科技本身的解釋語言是特殊的人工語言(譬如數學),但敘述科技的語言則是日常語言,而它的方法是敘事法,也就是講故事的方法。以故事結構為襯托,才會有科學內容的存在。那麼故事是怎麼講的?敘事法可是人類文化的一大成就——早在科學誕生之前,人類就一直在講故事,也靠著講故事來傳遞文化生活的種種理解,包括神話、歷史、法律和哲學,無不如此。於是在當代文學和史學理論的捉摸下,敘事法的真髓益發為人知曉。第六章到第七章的脈絡告訴我們,怎樣讓敘事法成為教育者真正的看家本事。

  置身在地的經驗還孕生一種比理論更為細膩的知識——實踐的知識,或說是行動中的知識。這種知識並非特別有別於理論知識,而應該說,在心理發展的過程中,最先發展的應是行動中的知識,後來逐漸生出替代行動的知識模式,最後生出符號性的替代,而完全可供作理論之用。這是第八章所要談的意思。

  最後一章,布魯納回頭看心理學本身的發展。他以「生物性的限制-文化建構-置身在地的實踐」這樣的三角模型來總結自己的理論,也說這就是他所倡議的「文化心理學」。對生物性限制的重視呼應了文化心理學之前的心理學,但是加上文化建構的理解,使心理學開始走向社會化的下一頁,而實踐知識則又更進一步把知識主體和主體所在的文化/社會脈絡聯貫成一氣。布魯納的預言是:下一世紀的心理學必當如是。從某一角度來說,這樣的話又必定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學者在晚年的化境之中才能說得出來。

  ***

  布魯納在本書中曾經提到,有些心理學家還轉變到更為基進的文化論,譬如葛根(Kenneth Gergen)和哈瑞,而根據我的了解,後面這兩位所代表的是後結構主義哲學潮流下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onism)和論述心理學(discursive psychology)。在當今的文化心理學發展中,他們和布魯納一樣受人矚目,甚至更代表下一代文化心理學的發展。一九九六年在英國創立的期刊《文化與心理學》(Culture and Psychology),事實上幾乎可說是建構主義和論述心理學的天下,而美國的「文化心理學」反而成為其中的一個支流。

  我從一九九五年決定開始開授「文化心理學」課程時,確實是以較為基進的葛根和哈瑞來開頭的,因為我記得培根(Francis Bacon)說過︰你想把已經偏斜的桿子校正,那就一定得用矯枉過正的辦法,才能使它彈回原位。在那段時間,很多新心理學冒出來,哈瑞等人主編的《反思心理學》(Rethinking Psychology)一書正反映了那時候百家爭鳴的情景。但這些心理學都帶有一種意味,我用另一位維高茨基的信徒柯爾(Michael Cole)來說明——他把文化心理學稱為「第二心理學」(second psychology),我相當同意,因為它表明了從原來的「第一心理學」中脫胎換骨,而不再屬於同樣知識體系的意思。席尉德(Richard Shweder)說得更清楚:文化心理學不是普通心理學(general psychology)、不是跨文化心理學(cross-cultural psychology)、不是心理人類學(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也不是民族心理學(ethnopsychology)。那麼,在席尉德心目中,文化心理學是什麼?那就是通過以上四種「不是」而形成的某種叛教(heretical)轉向,它形成一種「重新萌生的學科」(reemerging discipline),它反對普同主義的心靈論,反對心靈統一體(psychic unity)的想法,而主張邁入個別生活脈絡中尋求心靈的種種特殊表現。這意思是:只有文化實踐中的心靈,而沒有特別可以從文化脈絡中抽繹而出的心靈抽象物;只有在意欲之中的心靈,而沒有不動的心靈。這樣的脫胎換骨確實是徹底的,所謂「基進」也者,正是這個意思。

  相對而言,在我看來,布魯納所發展的就不是那麼基進的論述。他強調解釋和理解是兩種各自成立的思維模式,而皮亞傑和維高茨基是兩種互補的典範。除此之外,對於生物天性的因素,他認為必須保留。不過,這並不是折衷主義。在這樣溫和的表面之下,布魯納其實都表示了兩種堅持︰第一是,後者不能化約為前者,理解不是解釋的暖身操,維高茨基不是皮亞傑的衍生物;其二,我們之所以能看出第二種、第二階的性質,是以第一種、第一階的知識作返身自省的結果。就拿「生物性」的議題來說吧,文化論者不把生物天性視為人類發展的上限,而是下限。人類生來是未完成的動物,只有靠文化才能把自己製作完成。這樣的論述方式,雖然並不基進,但可稱是諄諄善誘;雖然語不驚人,但卻一直堅定地導向那場無聲的革命。

  所以,有此理解之後,我也開始把徹底文化論的論述基調轉換成較為溫和的演奏。譬如說,我決定要在我的課程裡增加一些關於靈長類研究的單元,讓學生一邊觀看黑猩猩行為,一邊想想文化從哪裡開始。

  ***

  「文化心理學」原是個標準的美國心理學現象,因為在歐洲早已有文化科學、哲學人類學、辯證科學、詮釋學、現象學、精神分析等等傳統的溫床,所以「文化心理學」這個字眼對他們而言是畫蛇添足的。但我們還必須知道,「心理學」從某個意義來說,就代表美國心理學,當它在第三世界流通時,確已造成嚴重的文化殖民現象。目前我們知道台灣和鄰近的中文社會已經發動「本土心理學」運動,企圖對抗文化殖民的勢力,而這是和「文化心理學」發展最為相近的學術運動,值得拿來討論。

  這裡我要提出一個有趣的關係:文化心理學在美國的「脫胎」「叛教」,和本土心理學在華人學術圈的「去殖民」,兩者都一樣是以美國的「第一心理學」為對象的。那麼,它們之間究竟是對抗性的關係?還是會有更進一步的合作關係?我們還沒看到足夠的證據來回答,但這關係的發展肯定是值得拭目以待的。馬屈(Nancy Much)曾說,每一種心理學在開始發展時都是該文化裡的本土心理學(indigenous psychology),但當今的這波「文化心理學」,其實是「超文化心理學」(transcultural psychology)的意思。但我們必須注意︰和強勢的異文化站在對面而力圖抵抗,或是站在本文化中對文化提出置身在地的反省,其結果常不會相同。我們的本土心理學裡,似乎在強調前者之時,鮮少對後者加以深思。因此「超文化」的字眼可能會讓「本土派」人士覺得相當不解,或至少是不舒服。

  布魯納這本書,當作是美國的本土心理學來看,應是很合適的,但我們卻必須同時瞭解:那也是他們的超文化心理學。看完之後,我們也許會對於自我批判增加一點了解——至少可以從強調實踐的「教育」那種文化裡展開。

  ***

  這本書在翻譯進行之時,曾經用原文本在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作為「文化心理學」課程的討論材料。選課的學生很用心閱讀,我感謝他們的投入;而從他們提出的許多問題,我也感受到這本書的價值何在。我還感謝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及人文社會學院提供寬廣優游但頗有挑戰性的心智環境,使我能夠在教學研究之餘完成迻譯本書的工作。
 
宋文里
2000年11月
寫於新竹,清華大學

序言
 
  本書包括了幾篇關於教育的論文。但所談的卻不限於通常那種關於教室和學校的教育。因為,就一個文化之能引導其年輕成員進入其典律的方式來說,學校教育當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確實的,從學校教育和文化之引導其年輕人進入社群生活的必需條件來說,兩者甚至可能會背道而馳。我們這個變遷的世代有個顯著的特色,就在於一直要猜測:我們到底要期待學校為那些志願以及強迫入學的學生「做」什麼?或說,在某些給定的環境條件下,對於此事,學校到底能夠做什麼?學校的目的究竟應該是複製原有的文化,讓其中的年輕人都被「收編」(這是當今人人嫌惡的字眼)為小美國人或小日本人就好嗎?然而像收編、吸納這類概念一直到本世紀之初還是各文化之毋庸置辯的信念。或則我們可以轉口說,我們所活著的世界已經發生過種種革命性的劇變,那麼,學校是否就應該花更多心思來因應這險峻世局,或把學生推向唐吉訶德式的尋夢之途,以便讓他們在這多變的世界中仍能優游生活?但是我們怎麼決定將來的變化會產生什麼結果?這世界對他們的要求又會是什麼樣子?這些都已經不是抽象的問題了:我們已經天天都面對著這些無端的變化,而教育的論辯也就環繞著這些境況而在世間反覆迴響著。

  在這些論辯之中,愈來愈清楚的是:教育並不只是傳統學校裡的那些玩意而已了,譬如課程、標準、或測驗之屬。我們在學校裡所應該作的究竟是什麼,只當放在更廣大的脈絡中,來思考社會對於年輕人所挹注的教育投資到底是為了什麼目的,然後我們才能據以理解。我們最後終會認清,對於教育之理解,乃是對於文化及其目的之理解的一個函數——當然,文化的目的是包含著文化所宣稱的部分,也包含未加言宣的部分在內。這種情形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為自從像《險境中的國家》(A Nation at Risk)這樣的教育「現狀」報告以來,已經有川流不息的報告源源而出。
構成本書的各篇論文所涵蓋的題旨,無疑是超過一般談論「教育」的範圍了,但所有的討論都還是來自於同一個發源地。其中有些所反映的,確是我在過去數年中參與教育論辯時所表明的立場。不過,我寫出來的確實不只是些「論戰」之文。拿第一章來說罷,竟是論戰中的反論。寫成該章的時間晚於其他各章,而我之所以把它擺在開頭,是要用來顯現:這十年的爭辯之中,到底有哪些隱含的基本預設。

  把全部論文加在一起所形成的這本書,給個總題叫做教育的文化,我覺得很合適。因為其中的核心論點乃是說:文化形塑了心靈,而文化也提供了一套工具箱,讓我們得而藉此來建構我們的世界,以及我們對於自己和對於我們的力量何在之種種觀念。也許在理想上,這本書應該包含對於許多不同文化之教育的廣泛檢視,不過,對教育採取文化的觀點則並不一定要不斷從事文化間的比較。比較需要的倒是把教育和學校裡的學習看成置身在文化脈絡之中的事業。這才是我嘗試要做的工作。

  安吉拉.馮.德.利珀(Angela von der Lippe)是我的朋友,也是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她向我提議出書,我聽了有點猶豫。當時我的想法還在形變狀態中,因為我也和其他幾位有心人一樣,正在一心一意想建立一套嶄新的「文化心理學」(cultural psychology)。到了後來,把我說服的是,我終於體認:教育的問題和需要創立這種文化心理學的背景問題其實是緊密相連的——問題就是:關於意義的生成與協議,關於自我和行事感(sense of agency)的建構,關於符號技能(symbolic skills)的習得,以及尤其是關於所有心理活動之文化 「置身性」(situatedness)等等。因為除非你把文化情境以及其中的各種資源(也就是能使心靈獲得其形式和視野的東西)都放入考慮,否則你不可能理解心理活動。學習、記憶、言談、想像:所有這些都只在參與於文化之中始有可能。

  一旦開始這樣想,對我而言日漸明顯的事實乃是:教育正是使文化心理學之中的觀念得以淬鍊轉生的試金石。讓我來解釋解釋吧。我們選來作為觀念試金石的東西,可以把觀念底下的預設之量塊顯現出來。譬如說,拉.梅特希(La Mettrie)那套聲名狼藉的「機械人」(L’Homme Machine)觀念使用了路易十四設置在凡爾賽宮的水力引動塑像作為他的試金石:你可有辦法以這個機械人為起點,為它裝設各種官能,使它到最終能成為有智能的生物?史金納(B. F. Skinner)的試金石則是裝在與世界隔離的史金納箱(Skinner box)中啄食的鴿子。巴列特爵士(Sir Frederic Bartlett)似乎是以聰明的板球投手來設想人類的思維活動。魏特海默(Max Wertheimer)則是以神似於小愛因斯坦的方式來試驗他的假設。但是教育實踐的試金石卻與上述各例迥然不同,因此會特別需要一種文化心理學來進行試驗。

  我的預設是:人類的心理活動既不是一場獨腳戲,也不是完全孤立無助的行為,即便是發生在「腦袋裡」亦復如此。我們是能夠用顯著有效的方法來教學的唯一物種。心靈生活乃是和他人一起過的生活,是依能溝通的形式而形塑,並且是仰賴著文化的符碼、傳統等等而得以展開的。但這些事情的發生會延伸到學校之外。教育不只發生在教室裡——在晚餐的餐桌上,當全家人一起想把當天發生的事情一起弄明白時,或當兒童聚在一起想搞懂大人的世界時,或當一個徒弟和他的師傅一起參詳他們的工作時,教育就此發生。所以,要考驗某種文化心理學的話,再合適不過的方式就是教育實踐。

  從我積極從事教育之後幾年開始,我把我當時認為最合理的結論寫成《教育的歷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一書。三十年後的現在回顧起來,覺得當時的我所專注的研究領域乃是內在心靈歷程之中的一門獨腳戲,也就是認知歷程,而我要解決的問題則是:認知歷程如何能以合適的教育來襄助其發展。現在我可以把那些早年研究所發現的要點在此摘述一下:首先,教育中的人與人相會,應是以理解為基礎而不是以表現。理解包括掌握一個觀念或事實在一套更為一般性的知識結構之中所在的位置。當我們理解某一事物,那就是把它理解為一套更廣泛的概念原則或理論的一個實例。更且,知識本身的組織乃是:當觀念的結構被掌握時,就會使其中的特例變得更為不證自明,或乃至變為多餘。對於一個學習者來說,能學會的知識是最有用的,而當該知識是透過學習者自己的認知努力而「發現」到的,那就更是如此,因為那就會使該知識和過去習得的東西串連起來,也會在該關連狀態中使用。像這樣的發現動作會大受知識結構本身的促發,因為不管一個知識領域有多複雜,它總是可以被一套比較不那麼繁複的方式所再現,使它對人而言變得可以企及。就是這樣的結論才使我倡議道:任何題材的知識都可以某種誠實的方式教給任何年齡的任何一名兒童——雖然「誠實的」這個字眼就以沒有定義的狀態留在那裡,並且自茲而後一直縈繞在我心頭。

  話說回來,這一條思考路線所隱涵的意義乃是:教學目標的訂定,其真旨不在於範圍的廣度,而在於題材的深度:需要儘可能教人學會或加以例示的,乃是一些可使各種特例都得以不證自明的普遍原則。到了此一地步,距離形塑課程整體的概念就不遠了。這裡的意思「課程整體」是指:一套螺旋形的一貫結構,其起點是對於知識領域的直觀顯示,透過反覆來回的過程而使該領域不斷依實際需要而增強,或不斷獲得更完整的表達形式。在此一版本的教育之中的教師,乃是一位通往理解的嚮導,他會幫助你,以你自己的方式而發現知識。

  當然,這是因為心理學中有一段持續進展的認知革命,因而激發了我對於教育歷程所採取的研究取向——這段革命是在一九五○年代末期到一九六○年代初期開始漸趨興盛——乃至有點志得意滿的樣子。至少當時對於參與其中的我們來說,看來就是這樣。況且,當時確實也有些「外在」的紛擾會變成內在關切的前提,那就是國際的冷戰。冷戰不只是意識型態和武裝的競賽,它同時也是「科技」的戰爭。在當時,有所謂的「知識鴻溝」,而我們的學校就被指控為製造該鴻溝的罪魁禍首——我們的學校在無休無止的冷戰中,能不能夠使美國在科技上保持領先於蘇聯的地位?所以,教育改革運動的首要焦點會落在自然科學和數學上頭,那就一點也不令人驚訝了。而新興的認知心理學就是從那些學科裡採獲其原則。於是反過來說,受到這些新原則的指引,自然科學和數學類的課程果然花開滿園。所有相關的其他事情也同時被認為理所當然。譬如說,改革者假定:學校裡的學童們和製作新課程的人一樣有興趣於學會改良的課程;另一個理所當然的是:學童們生活在某種教育的真空狀態裡,絲毫不受大文化脈絡中的問題所苦。

  直到「發現貧窮」以及美國民權運動的時代,我們才從自滿而又不自覺的教育改革之夢中醒來——特別是發現貧窮、異化和種族歧視對於心靈生活的衝擊有多強烈,以及這些社會疾病對於兒童成長的侵害有多深多遠。因此,一個可以用來為所有人服務的教育理論就不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一定有個良性或甚至中性的文化在它的背後為其奧援。當時的我們一直認為由「文化剝奪」所造成的「赤字」,需要一些補償。而為克服這些剝奪所提議的救濟之道,最後就變成了一個叫做「起頭」(Head Start)的方案,以及另外一些類似的方案。

  在那之後幾年,我發現自己對於文化在學校教育中影響學童的方式愈加投注心力。我自己的研究把我捲入問題的程度愈來愈深——我是指實驗室的嬰幼兒研究,以及在非洲學校對於心智發展的田野研究。而我其實是得道不孤。我的學生、博士後研究員、和我的研究同仁等都捲入同樣的問題;甚至在此期間的幾趟旅行都好像替我密謀出這樣的遭遇。我特別記得一次和亞力山德.陸理亞(Alexander Luria)一起作的訪問,他就是列夫.維高茨基(Lev Vygotsky)有關發展的「文化歷史」理論最投入的代言人。他對於語言和文化在心智功能上的角色作了熱切的解說,使得我對那仰之彌高的皮亞傑理論竟發生了信心動搖。皮亞傑的主張一向是更為自足、更為形式主義的理論,在其中的心智發展幾乎沒留下什麼空間可讓文化來揮灑。雖然當時的我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算不上是個維高茨基主義者,但我發現這樣的新研究對於思考教育的問題來說,卻產生了極大的幫助。不過,關於「心靈中的文化」這個議題的關切和當時的任何一個心理學「學派」都搭不上關係。確實的,它完全超過心理學,而是以當今的靈長類研究、人類學、語言學、涂爾幹式的社會學、甚至是和專研心態(mentalités)史的年鑑學派歷史學等為基礎。確實的,在過去十年以來,對於教育中的文化問題已經有些興趣開始發生了真正的復甦——不只是在理論,還包括對於教室實踐的引導論述在內。由於我在後面幾章會討論這樣的工作,所以我就不在此多談。

  本書寫作期間,我和我的同事也是我妻子的卡露.弗萊舍.費爾德曼(Carol Fleisher Feldman)正在進行一項協同研究,該研究計畫的主要題旨乃是以敘事法(narrative)來作為思考的模式和一個文化之世界觀的表達模式。我們是透過我們自己的敘事法,才能建構出我們存在於世界的一個版本,而文化就是透過它自己的敘事法才能為它的成員提供身分認同(identity)和行事權(agency)的種種模型。對於敘事法之具有核心性質的認識並不是來自於哪一個學科,而是來自於許多學科之匯流,也就是實際上的文學研究、社會-人類學研究、語言學、歷史學、心理學,乃至計算機科學。而我把這樣的匯流當作是人生的事實,也不只是在我們自己所作的敘事研究,而更要包含整個教育研究在內。

  然而,就算執行了這些新方案,就算從認知革命以來有滾滾不絕的努力,但對於那些深受貧窮、歧視與異化之病所困的兒童,我們是不是真的能夠改善他們的教育呢?而為了幫助兒童走向真正能夠更新的起頭,我們是否已經發展出任何頭緒可用於重組學校的文化?要創造出一個真正能有滋養的學校文化,使所有的幼者都能有效地得利於廣大文化的資源和機會,且能由茲而增能(empowered),那麼,它需要的條件是什麼?

  顯然的,對於這樣的問題不會有打包票的答案。但一定會有讓人敢確信的線索,使人能夠鼓足勇氣投注嚴肅的努力。其中最具有保證的研究之一,乃是某些用學校來進行的實驗,並在此而發展出「相互學習的文化」(mutual learning cultures)。這些教室文化的形成,最終就是為大文化脈絡如何能聚焦於教育實境之中,並以最佳、最鮮活的方式運作,而提供了模型。知識和想法是能夠相輔相成的,能夠相互支援而達成學習材料的精熟,能夠作分工和交換,也能在團隊合作的活動中反映出新的機會。而那就是關於「文化之最佳狀態」的一種可能的版本。學校,以這樣的方式重新配製之下,就必須被理解為:一方面是在整個社群心智活動之可能性的狀態下,所進行的一種意識提升操作,另方面則是獲得知識技能的手段。而教師呢,就是個(在同類人物中居於先位的)促成者。這裡所說的,只是其中一個成功的實驗,而我們還可以看到其他的例子。

  但這樣作下去,到底實際不實際?撇開學校常要背負的壓力不說,我們所謂互助社群的理想,實際上可以成功嗎?難道這只是另一個教育的烏托邦嗎?烏托邦其實不是這裡真正的議題。學校本身的功能有其強大的限制,這根本就毋庸置疑。雖然從來沒有人能自由自在地把有助有用的事情都做出來,但我們也不必把那些教育實驗者看成只會用現狀來作反射動作的呆子。我們實際上是一直在系統性地低估教育革新所帶來的衝擊。即令是那相當脆弱也飽受批評的「起頭方案」也曾經產生過驚人的結果,我們就會在本書的下文裡看到。除此之外,我們真正拿來應用的,其實還比我們所知者少得多——包括孩子們會在教室裡形成他們自己的互助社群,並且讓他們的知識表現變好,也讓他們的眼界提高。當我們把文化心理學帶入教育領域之後,我們還會學到很多其他的東西。我希望我有足夠的說服力,讓大家相信教育並沒有走入窮途末路。確實的,我們反而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我們正走在一條新路的起點上。

  對於本書的整個寫作構想,我這就來說幾句話。雖然每一章都可以拿來獨立閱讀,但全部合攏起來則可以形成一種更為寬廣的觀點。該觀點乃是關於個體人(individual human)的心靈在文化所提供的能量之中如何活動的看法,這在首章中是用幾種「主張」的形式來鋪陳。接下來的一章則是對於各個主張作進一步的陳述。其中涵蓋了許多「教育的」論題——從庶民教育觀對教育的影響,到教育政策本身之內在的相悖性;從敘事法的使用,到靈長類的教育法;從「閱讀」他者的心靈,到追問我們如何將世界再現於人與人之間。涵蓋的範圍(用寫書人的老話來說),不是我的問題。我也不打算對現下教育政策的熱門話題提出很多當頭的質疑。在我們能夠對教育的文化獲致更深的理解之前,我相信對這些問題是不可能有解答的。這才是本書真正要談的東西。

  我必須對於使這本書得以完成的人和機構表達我的謝意:史本賽基金會(Spencer Foundation)慨助我的研究,紐約大學心理系提供我工作的空間以及各種設備,還要特別感謝紐約大學法學院,我有機會參與其中的知識生活而獲益良多,並且我還持續以特殊身分在其中教授一門關於法律、文學、人文科學之詮釋理論的研討課,我的授課同伴是湯尼.阿姆斯特丹(Tony Amsterdam)、珮姬.戴維斯(Peggy Davis)和大維.李察茲(David Richards)——這門課裡的種種聲音在本書的每一章中都有迴響。

  我把這本《教育的文化》題獻給大衛.歐爾森(David Olson),我從前的博士後研究員、長期的朋友,他是振奮我心的共謀者,也是始終不渝地來與我對談或辯論的夥伴。我想感謝的還有多位,無法在本序言裡一一舉出,但在本書的文脈之中,還會有機會再提到他們。
 
一九九五年九月寫於愛爾蘭共和國
科克郡的格藍多爾城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3282532
  • 叢書系列:
  • 規格:平裝 / 336頁 / 17 x 22 x 1.7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 本書分類:> >

內容連載

1. 視兒童為模仿的學習者:「技術知識」的習得
 
當一個成人向兒童展現或示範一套有效的或技能純熟的行為時,那套示範行為的涵義就是說:成人相信(a)這孩子不會做x,同時(b)這孩子可以透過看見的展示而學會做x。而示範的行為裡又預設著(c)這孩子本來就想要做x,以及(d)事實上,他也確實會嘗試去做。為了要用模仿來學習,兒童必須能辨認成人所追求的目標、成人用以達成該目標的手段,以及成人向他展示的動作能夠成功地使他達到該目標。當兒童長到兩歲時,他們就有能力模仿上述的動作(而野生的猩猩則無此能力)。成年人在看見兒童具有此種模仿傾向時,經常會把他們自己的展示性行動轉變為表演,也就是把「怎樣做才對」的內容展示得更為鮮活些。實際上,當他們這樣做時,他們是在提供一種「無雜訊的示範」,或說,對於什麼才是我們所要的行為,提供一種清楚得不得了的範例。
 
像這樣的示範乃是學徒制的基礎,可以引導初學者走向技能專精之途。專家想要把他自己所獲得的技能透過反覆實作而傳給他的學徒,而學徒呢,也要這樣將示範的動作反覆演練以臻成功。在這樣的交換之中,幾乎沒有所謂程序知識(知道如何)和命題知識(知道內容)之間的區別。因為這底下隱含的假定就是:對於技能較不精熟的一方可以透過展示而教會,同時他們也有能力透過模仿而學習。此一歷程裡還有另一個假定是:示範與模仿就有可能使文化上相關的知識累積起來,甚至也能因此而造成一代到一代之間的文化傳承。
 
用模仿來作為教學的方法,也必然會引出關於人類能力的下一個假定:能力中包括的是才華、技巧以及種種能力傾向,而不是知識和理解。在模仿觀之下看見的能力是只能來自於實際操作。這種觀點打從一開始就完全排除了(我在上文提到的)人能學會對數或戲劇的可能性。知識「只能像習慣一樣增長」,因此不會和任何理論、協商或論證接上頭。事實上,我們確實也就把深深仰賴著模仿論的庶民心理學和庶民教育學稱為「傳統」。不過,在技術上較先進的文化也會仰賴這種潛在的模仿理論——譬如說,在傳承精練技能的學徒制裡頭。要成為一個科學家或詩人,不只需要「知道理論」或知道平仄押韻和五步抑揚的法則。這就又回到亞里斯多德和醫師的問題了。
 

 

 

 

📣 你好,這是三八婦女節訪談特輯。3年前對焦都不準的時候,我們採訪了21位女性建築師,現在看起來依然受到各位言語和笑容的鼓舞-21個女性聲音:講述女建築師自己的故事。(👈點擊回顧)那一年我們邀請大家分享了作為職業人對設計工作的傾心投入,也描述了在這樣的職業背景下受到的一些因為性別帶來的不平等對待。時隔三年,全世界範圍的「me too」行動,日本伊藤詩織勝訴讓受到職場性騷擾的女性更加勇敢;更多女性加入創業成為高管讓馬雲說「未來世界將由女性主導」。在建築設計公司女性CEO也越來越多比如BIG的Sheela Maini Søgaar,2020普里茲克愛爾蘭建築事務所Grafton Architects合伙人伊馮·法雷爾(Yvonne Farrell)和謝莉·麥克納馬拉(Shelley McNamara)的獲獎也在前兩天帶給莫大激勵。所以今年我們想以「領導力」為主題進行採訪,以給予行業內的女性一些啟示。在女性力量崛起背景下,職業女性的聲音需要被聽到,她們的代表也需要出現。但是我們的角度並不是鼓勵女性追求事業,而是希望女性能更自主的認識自己,並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為了獲得更全面的視角,除了7位設計行業女性leader的採訪,我們還採訪了兩位行業內的男性。他們對相關問題的看法也非常有趣。下面讓我們來一一認識這些傑出的領導者,她們分享了自己的家庭和成長故事,管理的經驗和教訓。其中我們看到一些同樣的無能為力,但她們身上也都有一種特別一致的堅韌,我總覺得這種堅韌是女性最為珍貴的品質。 文章結尾還有男性從業者嘔血反饋,請不要錯過。「人生一開始就可以超越性別角度去成長與思考」鹽田大梅沙村改造(#10、臨時展館)深圳洋涌河水基礎設施留仙洞北綠廊B4地塊 1. 成長和教育經歷劉珩:我的成長中一直沒有以性別去判斷自己該怎麼樣或者不該怎麼樣,這跟我的家庭有一定的關係。我父母都比較開明,他們也都有自己的事業,在家庭中就是互相幫襯著過日子。這樣平等的家庭環境也給我了我相對自由的成長環境,讓我從小就比較特立獨行。記憶中父母幾乎從沒有讓我感受到他們在以性別判斷去影響孩子。唯一的一件事是關於中學選文理科,我父親覺得我哥哥是男孩子應該選理科,我應該選的是文科,但是實際是相反。這可能是唯一次讓我感覺到他對性別有一些標籤化的印象。所以我很感激父母讓我在一個比較自由的環境裡成長。2. 成長中有什麼影響深刻的男性或女性,起到了激勵你更具領導性嗎?劉珩:現在想起來家庭的平等環境大概是最早激勵我不在意性別,自由去追求自己想像中最好的人生。所以我也不會以性別去判定人和事,或者添加特別的感情。比如我的碩導是男性,博導是女性,我都是以專業去選擇他們。比如我欣賞一個人也是因為他的智慧、博學,比如愛因斯坦、比如吳健雄(著名女物理學家),我也不會因為她是女性而「格外」欣賞,因為不論性別她都非常出色。我發現到現在我也變成了可能激勵別人的對象,比如在我的學校我是學科中唯一的女性教授,學校會跟我說「我們現在10個老師只有你一個女老師,你留在這非常重要,因為你要給女生要樹立一個榜樣。」3. 你覺得自己作為領導者的突出優勢是什麼?劉珩:我就覺得會比較敏感,更注重情感的細節,這方面男生有時候不大注重,他可能抓大問題,不一定抓具體的問題。但是女老闆既關注大問題,也不想放過太多的細節,所以有時候可能會比較累。 4. 做公司管理在上手之前跟想像的有什麼不同嗎?有什麼經驗總結?劉珩:我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我不擅長運營,不擅長與數字打交道。也有人跟我說那你幹嘛要開自己的公司,你還不如到大公司裡面做總建築師。那我就覺得還是要保證獨立性,我們公司幾位主管的管理能力都比我強,大家協作關係也挺好。所以我現在鼓勵大家發揮自己的長處,包括我自己,大家各行其事,把自己喜歡並擅長的部分做到最好,就是對彼此和公司最大的幫助。 5. 在職場中你覺得有什麼弱勢是作為女性難以突破的,你是如何合理的安置它?劉珩:是其他人對性別的固有印象吧。有一次是我碩士剛畢業,跟兩位比較年長的建築師一起負責項目,一開始接觸甲方他們以為我是秘書,明顯感到是有輕視的,直到知道我也是主任建築師態度才改變。 扎哈得了普利茲獎後在哈佛發表過一次演講,說:「過去很多人在跟我說話的時候,都不是眼對眼的看著我,都是眼睛看著別處,很不尊重我的樣子。」她說到這個我印象挺深的,她說如果那時候別人給予她同等的尊重的話,她會更有自信。這樣基於性別標籤化的否定曾讓年輕的她困惑 - 我的設計足夠好完全有競爭力,為什麼沒有給我機會? 這可能是一個比較普遍的體會。以我們公司的經歷在說,在招投標的時候,暗標我們的勝率其實是很高的,但是明標基本上一次都沒有贏過。經過了幾次以後發現這個規律後,對我打擊還挺大的。這個情況去年也發生了一次,當時真是狠狠的哭了一場,但是那個勁過後就覺得無所謂,因為自怨也沒用,關鍵是我還是喜歡在這個行業,我還喜歡做這個專業跟設計,那我就還是一如既往的做下去,對吧? 6. 想對設計行業的女性說些什麼?今年普獎頒給了愛爾蘭建築事務所 Grafton Architects 合伙人伊凡娜·法瑞爾(Yvonne Farrell)和雪莉·麥克納馬拉(Shelley McNamara),很多傳播也特別突出她們作為女性的背景。我覺得這一次其實是實至名歸,因為實際上她們的作品真是看不出來是女性作品,真不應該從性別角度去評價她倆的成績。她們所有的作品都很紮實的,沒有時代的痕跡,並且常年來都維持非常高的水準。我覺得確實是個榜樣作用,就是說你的堅持還是可以獲得超越性別的認可。她們是學術、職業的建築師,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她們的獲獎比扎哈獲獎更具意義,她們不是很風格化的做出很炫麗的東西,也不是一種像所謂的機會主義者,而是做了很多別人看不到事情。我覺得每個女性還是應該知道自己想做什麼樣的人。不管你想做優秀的建築師或者說是想就是平平穩穩的有個工作都沒關係,最主要還是要找到自己,才能夠變成真正的開心的人。7. 想對這個行業或社會環境呼籲什麼?我認為大家做好自己,其實就最好的了。比如我現在最關注的是提高自己的專業水準。對其他我都比較寬容和樂觀。 「不安於室的性格,讓我們的成長在不斷的蛻變下完成」 婦女節,周育如進行「臺東食育提案所」東河鄉「玩倫西亞香丁」研究中,正是產季。 1. 成長和教育經歷周育如: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爸媽對男生女生的教育方式都是平等一致的。我印象最深的大概是我要國中要念高中的時候,爸爸就問我一句話,說你以後想念大學嗎?我說想,然後他就支持我繼續升學。在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就說我想去法國念書,爸媽也沒有講第二句話,就支持我去法國。然後我從法國回來,我回家說我想要開公司,也沒有第二句話,就幫我找了會計師,於是公司就成立了。我想在我成長過程之中,我的父母對我影響很大,因為他們給予我所有的支持。 他們雖然不完全了解我在做什麼,因為畢竟這個行業跟他們的時代也是有差距的,但他們就是支持我,做我要做的事情。周育如:在成長過程之中,除了我爸媽之外,對我影響比較大的還有一位在法國留學時候一位朋友。因為留學的時候常常討論一些思考型的問題,像為什麼要有這一輩子等等,我覺得那時候是這位朋友倒是給我了很多刺激。我本身個性會去挑戰,希望不是庸庸碌碌的過一輩子,可以去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覺得我遇到很多貴人,這些貴人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給我一些激勵,然後並且可以陪著我在每一個時段中一起成長,可以一起去突破一些可能性的。3. 你覺得自己作為領導者的突出優勢是什麼? 周育如:一般來說作為公司的負責人好像比別人要擔任更多的責任,因為負責人會有強烈的意念,所以相對的要去負擔更多的比較持續性的思考讓公司能永續性的去發展。 我自己老實說不太適合這樣子的一個角色,因為我不喜歡固定在一個思考方式中,也不喜歡在一個位置上面坐太久。所以如果說作為領導者有什麼突出的優勢,我倒覺得說,也許就是我這種不安於室的性格,讓我們公司的成長是在不斷的蛻變下完成,這樣才會不斷產出不一樣的作品。 周育如:我自己比較不喜歡管理,有新人進到公司,我就會問他,你想要自由嗎? 如果你想要自由的話,你就管好你自己。所以在我們公司管好自己是很重要的。因為每個人如果可以管好自己,對自己負責的話,基本上就可以全然的自由。 要做到全然的自由,你必須要了解在我們公司的「遊戲規則」是什麼。有一些基本原則,比如你必須有同理心,然後理解個體並不只是公司里的螺絲釘,而且你必須要了解整個公司的運作。 5. 在職場中你覺得有什麼弱勢是作為女性難以突破的,你是如何合理的安置它? 周育如:我是覺得還好,我記得多年前有一位我在法國認識的來自非洲的設計師,她問我說,在你們那裡女性的設計師會比較弱勢嗎?我才發現從來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問題。我會覺得說臺灣有蠻多女性設計師,比如以前工業設計可能女性設計師比較少,可是現在你去看學校里的工業設計專業,其實女學生反而是占多數的。 6. 理想的家庭狀態是怎麼樣的? 我覺得如果想要在職場上作出一定成績的話,基本上會認為很多時間是給了職場。家人就比較少去陪伴。但我覺得隨著時間增長,有一些思考的方向就會慢慢轉向跟家庭有關,設計這一塊就可以增加一些跟生活有關的、跟銀髮族相關的議題加進來,這樣就可以辦陪著家庭一起成長。 7. 想對設計行業的女性說些什麼? 周育如:不要以為女性弱者,我覺得女性更有韌性,可以去更多細節、更長期的去參與某些事項。我們不像男生,他們可能有一些社會包袱,我們反而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更有彈性去面對一些創新跟挑戰。 曾經好幾年公司都只有女性,在水越,女性是很強勢的,像是義大利的「媽媽」(笑),後來才有男性設計師。不過,這個年代,性別已經不是分男女,而是個性百分比,很少有100%男與100%女。 8. 想對這個行業或社會環境呼籲什麼? 周育如:我想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裡面,我希望說在全世界不會再有就是男女性別差異的這件事情存在。 原本其實在於生理上面其實就有差異的,男性女性都不用特意去強調,也不要被對方區別對待。 我覺得更好的是,如果你身在一群全部都是男生的設計公司里,然後大家也不會意識到你是女性而給你特別的待遇,我覺得這種這樣一起工作氛圍就就太棒了,太理想了,ok。 公司網站:http://rs-aa.cn「管理者既是『關係紐帶』也是『制度紐帶』」成都花間堂雲頂伍拾柒 1. 成長和教育經歷李娜:我出生在內蒙古,普通的工薪家庭,在普通的公立教育體系成長起來。當然我在內蒙古進行的是正統的義務教育,不是所謂的「騎馬射箭徒手抓狼」。只是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是一個「管事的」的角色,從幼兒園開始給大家發蘋果, 到小學,初中,高中一直都是班長或者團支書,學生會幹部之類的職位。一直到大學,可能叛逆期開始出現 ,就特別不想再擔任班幹部這類的角色,但是還是會控制不住自己參與班裡事務的討論以及出謀劃策,所以變成了班長身邊的「智囊團」的角色。我在國內讀的本科, 河北工業大學建築系,然後去法國讀了碩士, 城市研究方向。畢業後回國在一家法國建築事務所工作了兩年,因為家庭原因去了德國,在德國和西班牙兩地往返了兩年,女兒一歲了,選擇回了北京,一直工作到了現在。在歐洲的學生和生活經歷對我在思想維度拓展方面影響還是蠻大的,我居住的城市都是相對比較小的城市,中國人也比較少, 所以更像是七八十年代的留學生一樣的生活。住在外國人家裡,經常跟房東和她的孩子們進行文化上的交流。經歷過法國的罷課學潮,但因為我是當地的「稀有物種」,所以老師和同學都對我格外優待。經歷了法國總統大選,房東全家因為政見不合吵翻天,我作為一個旁觀者, 聽著每個人給我講述他們自己的支持理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歐洲生活的這些年接觸到了很多不一樣的思想和文化形態,讓自己在生活中有了更多觀察問題和思考問題的角度,這可能是我最大的收益之處。李娜:成長過程中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應該是我母親。她對我從小的教育一直是一種計劃性比較強的模式,同時也是一種溝通比較有效的模式。我從小做事情一直都很注意要有比較合理的計劃安排,給自己做時間表來安排每天要做的事情。她帶給我一貫的理念是「必須非常認真的對待每一件事情的每一個過程」, 但同時她會告訴我不要因為結果的好壞就對一件事情或者自己或者一個人獨斷的下一個一成不變的判斷。小時候我遇到困難的時候都會跟她及時溝通, 她總是能幫我梳理出問題的關鍵引導我找到一個適合的解決辦法。她很願意幫助我分析事情,拆解問題,然後引導我從長遠的角度去分析和解決遇到的問題,這些都對我後期做管理工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李娜:我們是一個體量偏小的設計公司,所以在這類公司里領導者或者管理者其實要扮演的角色是比較多元的。首先我需要跟公司的合伙人一起確定公司的發展策略,需要制定公司的制度,協調各個部門之間的關係,保證工作體系的正常運轉。也需要在遇到突發事件的時候及時做出判斷。所以需要我作為管理者在思考問題的時候必須像下圍棋一樣,更全面,更客觀 ,要有前瞻性。在國內外的學習生活以及我母親的影響讓我養成了看問題從多個角度去思考的習慣,所以我跟合伙人會從不同的出發點和角度出發去討論我們要做出的決策和解決方案,大家分析各自觀點的利弊,用更加戰略性的思維去剖析我們的每一個決策以及面臨的每一個問題,多方位的探討找到一個最適合的發展方向或者解決途徑,這可能是我在目前公司作為領導者的第一個優勢。其次我是一個執行力很足的人,因為我從小的教育模式和成長環境讓我相對組織能力和條理性比較強。所以我能快速的整理和制定出各個項目的工作部署和大節點的計劃安排。作為領導者,我的執行能力也勢必會影響我的團隊成員的執行效率。作為管理者,合理的工作安排也是保證公司整體執行力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對我們這類的設計公司來說,對於管理者執行力的要求可能會更高, 否則項目做起來就會比較辛苦。合理的項目計劃,人員安排和調控,質量控制這些其實都是優化設計管理流程的有效手段。我們的項目經理也相對是條理性組織協調能力比較強的, 所以我們公司相對加班少跟扁平化的設計決策體系和合理有效的工作流程安排有直接的關係。再次領導者需要具備善於有原則的溝通的能力。我母親是一個善於傾聽,共情以及溝通的人,所以我也養成了這樣的習慣。因為公司體量決定我們不可能有單例的HR部門去解決這部分問題,所以作為管理者,在制定規則同時也需要了解和解決規則帶來的問題,認真的聽員工說,幫助他們客觀的分析溝通也是我重要的工作之一。同時我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我會認真體會了解他們員工的情緒和訴求,幫助他們找到問題的關鍵但是同時也會把這些情緒和訴求控制在一個邊界內,分析利弊給他們。因為基本原則如果能夠妥協一次, 就可能妥協兩次,三次, 那麼不公平就產生了,所以在設定邊界的前提下有效的溝通,是我們目前這種小公司比較適合的管理模式。李娜:公司剛開始的時候因為體量比較小, 人相對比較少, 所以其實用一些大公司的規章制度去嚴格管控有時候是會適得其反的。這可能是在剛從事管理工作時候跟我之前想的不同的情況。因為人少意味著對個體的依賴程度會增加,「關係紐帶」與「制度紐帶」往往需要協調。當個人訴求和制度產生分歧或者矛盾的時候,「強壓式」的管理模式其實是比較容易造成人才流失的。所以我們會制定相對比較彈性的管理制度,讓大家在有限制的彈性模式下更有效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但還是那個原則,張弛有度,任何的彈性都是有底線和邊界的, 我們會在一開始就把這個邊界界定的很清楚。李娜:其實目前女性在設計大範疇領域各個階段和級別參與的人是越來越多的,只是大眾的認知需要更多的時間去消解的,比如女性「容易情緒化,容易感情用事」這類的刻板印象是需要事情和時間共同去扭轉的。女性的優勢會在操作的事情越來越多,擔任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的過程中,讓更多的人了解和轉變的。6. 現在什麼樣的家庭中?跟伴侶或其他家庭成員如何分配家庭責任。李娜:我是比較幸運的 ,家裡有老人在北京幫助我照顧孩子, 我跟我先生工作都比較忙,時間的控制上沒有辦法朝九晚五對孩子那麼及時的照顧,所以工作日老人們承擔了更多照顧我們生活的角色, 周末我們會更多的承擔家庭責任。現在很多年輕人比較排斥跟老人住在一起, 我個人覺得其實還好, 還是那個原則:有效的溝通,不要對生活得失心那麼重,做一個「心大」的人。7. 理想的家庭狀態是怎麼樣的?李娜:我前一段時間也在思考這個問題, 我目前的家庭狀態其實挺好的,但是老人們比較辛苦,但我自己的時間又不夠,所以可能未來自己的時間能更充沛一些是理想的狀態吧。8. 想對設計行業的女性說些什麼?李娜:雖然設計行業是一個比較辛苦的行業,但是其實設計行業給女性的自由度,包容度比很多其他行業更大,其實不管在哪個領域發揮自己的優勢, 堅持自己的夢想就一定能享受到一個收穫成長的過程。9. 想對這個行業或社會環境呼籲什麼?李娜:今年的普獎給了兩位女士,很多人覺得驚艷, 很多人覺得驚訝, 但是我個人覺得很正常,榮譽屬於努力付出獲得卓越成就的人,不應該因為性別產生不一樣的評判標準。當「男」護士,「男」保姆, 「女」建築師,「女」飛行員這些稱謂慢慢回歸到職業本身而不會繼續被貼上性別這個標籤, 或者當行業或者社會能夠用一樣的眼光去審視不同性別的從業者,這個社會才是一個真正平等的社會。公司網站:www.ai-o.com「希望公司可以成為這樣一個地方,每個人在這裡都可以成為更好的人,實現更高的理想」3D列印人居棲息地挑戰賽 深圳平安財險大廈 武漢光谷創新天地 1. 成長和教育經歷虞稚哲:我在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長大,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都在北京,足跡幾乎都沒有出過二環路。我從小都是乖乖女,走的每一步都是我被告知『正確』的選擇。我唯一自發的愛好是讀書,除了上課寫作業,我抓緊每一分鐘讀我能夠借到的任何書。然而那時候除了語文是我唯一一門不用複習也可以得高分的科目,我並不知道讀書有什麼價值。後來24歲那年去雪梨留學,突然置身在一個沒人告訴你該做什麼,而是頻頻被問 『你怎麼想』的社會環境中,我不知所措每一刻都在想回家。這種巨大的衝擊讓我不得不使用我短暫人生積累的所有資源來對抗,那些讀過的書突然成為了我最有力的武器。24歲也許很晚,但我迅速形成了自己的價值觀,清晰得看到了我想要什麼。從那時開始,我的每一步都是我主動的選擇。虞稚哲:Paul Katz, KPF的前任總裁,2014年過世。Paul除了教會我建築設計與管理的知識和技能,我最感激的是他讓我意識到我可以到達比我自己所知能力更高的地方。「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我也希望自己的公司可以成為這樣一個地方,每個人在這裡都可以成為更好的人,實現更高的理想。還有我媽媽,首先她從來不因為我是她女兒而護短,她總是毫不留情得指出我的問題。同時她本人是領導多年,毫無保留得提攜了很多年輕人。『做一個心胸寬廣的人』是她對我一再強調的領導力基本素質。虞稚哲:思路清晰,判斷能力強。同時因為我曾極大受益於給我機會的領導者,所以我從不吝嗇給予年輕員工機會,並且有勇氣為此承擔責任;另一個我非常細心,對員工的訴求與感受非常敏感,並能夠及時給予回應和支持。虞稚哲:我曾經做過大公司的高管,現在管理自己的公司,兩者截然不同。相比之下在大公司做高管簡單很多,因為你是在一個既成的系統里工作,帶領團隊完成公司需要你完成的任務,更像是解答一個明確並獨立的問題;而管理自己的公司,你要自己出題目,這個題目其實就是你的business plan,這個對成敗有重要影響。除此之外,隨機應變的能力、堅強的心臟和強健的身體缺一不可。虞稚哲:我不覺得女性有任何特有的男性沒有的弱勢,反之亦然。如果一定要說弱勢,那可能是來自社會對女性在職場天然的偏見以及,比如『女強人』這個詞就帶有天然的貶義。如何安置?- 做自己,並且做好自己的事情。虞稚哲:我想借希拉蕊在她2016年的競選失敗演講中所說的:「 Now, I know, I know we have still not shattered that highest and hardest glass ceiling, but someday, someone will (此刻,我知道,我知道我們仍然沒有衝破那片最高最頑固的玻璃屋頂,然而,終有一天,終有一人將會做到)」。虞稚哲:沒有,事在人為,讓我們都做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改變必將來到。https://www.callisonrtkl.com 「柔軟管理的優勢,可以有更強的凝聚力。」虹橋商務區核心區城市設計漕河涇總部都市更新 1. 成長和教育經歷魏力:我媽就是一女強人,所以就這樣了。我發現好像都是女強人的家庭,比較容易出女強人。(笑)我媽從小就跟我說,不要靠別人,只能靠自己。家庭的影響還是蠻大的,其實說實話小時候也特別鬱悶,媽媽為了工作,對自己的關注不多。但是有時候潛移默化,你也覺得長大了自己要獨立要有成就。事業上,2005年美國研究生畢業回國,一直在CallisonRTKL工作至今。魏力:陳敬堯,他是我們公司上海規劃團隊的創始人之一,可以算是我職業生涯的導師了。第一,他是伯樂,他不會把自己架在一個領導的位置,他去發現每一個員工的優點,幫大家制定出來。第二,他教會我對於一個領導來說,不管是男女,想把團隊帶好很重要的就是一點就是讓團隊擁有共同的價值觀,不是基於升職加薪而是對專業、對一個更高的目標建立的信仰。這會加強團隊的凝聚力。陳敬堯先生自身對專業的執著和認真影響了我們整個公司的規劃團隊的文化。 魏力:女性優勢是同理心比較強,更容易先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想,再看看咱們怎樣求同存異、達到共贏。女性領導者,特別一個小團隊的Leader,就像個媽,你的團隊更像一個家,這樣的團隊往往凝聚力比較強。但是,女性領導同時也更重視集體性。一個人掉鏈子了,女性領導可能會更決絕的作出一些利於團隊整體發展的動作。 4. 做公司管理在上手之前跟想像的有什麼不同嗎?有什麼經驗總結?魏力:我們公司的成長環境是自由和挑戰並存的環境。我是屬於比較腳踏實地的類型的,入職後工作一段時間,公司把我調整到新的職位上,一開始會覺得有些吃力,努力做下來,結果也還不錯,然後一步步走到現在VP的職位。我們是設計公司我也是專業出身,所以管理上還是比較簡單,我主要時間還是花在項目上,希望通過項目和設計的管理來塑造價值觀來協同、管理。 如果說經驗的話,第一是要學會揚長避短:公司的VP 需要獨立做市場拓展,剛升職的時候因為不擅長社交,壓力很大。後來總結出一套自己的方式:設計出身,憑實力說話。見新業主之前做足功課,對癥下藥。第二是放下自己的EGO:作為一個leader,你做的決定其實會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同事的人生。這時需要更宏觀的眼光去看全局, 更敏感的神經去聽他人的聲音, 認識到團隊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這條很難做到知行合一。必須經常關照反省自己。 5. 在職場中你覺得有什麼弱勢是作為女性難以突破的,你是如何合理的安置它?魏力:其實現在職場男女沒有太大區別,大部分人不會因你是女性而照顧你或者打壓你,大家憑本事吃飯。當然也有女性的弱勢:有時業主的重要決定,並不是在開會的時候做的, 而是在一些非正式的場合以輕鬆的方式協商的,這方面男同事比較擅長。也有業主會帶著偏見,但我覺得這樣的偏見不來源於「性別」,即使你是個男建築師,但你很年輕,別人說不定也不理你。所以最後還是看你的武器夠不夠力量。社會普遍存在一些些偏見,但這些靠我們自己的專業性都可以扭轉過來。另一個女性無法逾越的難題,是生小孩。設計圈的女性單身的很多,能結婚生小孩的那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大家都是過來人,所以對這樣的情況比較重視和保護,我們公司鼓勵Work from home等靈活方式,也是給女性員工一年時間比較靈活的讓她來調整自己的「工作+生活」節奏,但過了這一年,就會把她當作正常員工來對待。6. 現在什麼樣的家庭中?跟伴侶或其他家庭成員如何分配家庭責任。 魏力:三口之家。所以我的作息時間比較苦,最好的狀態是,跟小朋友一起晚上10:00睡覺,然後早上5點起床,做做事情、健健身。當然很多時候晚上要加班,睡不了那麼早。我現在儘量不讓我的孩子像我小時候埋怨媽媽心裡只有工作,所以我們家比較特別的相處方式是:每周都去一次上海奉賢的農場,已經持續三四年了。生態農場是三代人調理身心的地方,我們以前做規劃的時候也是這麼說。自己體會下來發現真的是解壓的最好方式,我們也可以把工作帶來農場干,小朋友喂喂馬種種菜、老人在菜地里晃晃,挺好的。昨天魏力和全家在農場 魏力:女性其實就是一個管理者,你把公司管的好,家裡也絕對管的好。好的婚姻是需要經營的,在家你絕對不是領導,夫妻是彼此人生的partner,共同劃一條人生的大船,同看沿岸的風景,也共渡難關。 我很佩服的一位是我的業主,在她的生活中,分分秒秒都要算數的。從家到公司的半小時上班路,她需要調整到工作最好的狀態,從公司回家也同樣。屬於自己的時間很少,每天都維持著這種「可怕」的平衡。所謂做到工作家庭兼顧其實很難, 作為女性意味著要把時間切割得非常精確, 工作生活模式可以隨時轉換。沒有完美的平衡狀態,只有在當下努力做好。家庭凝集力是建立在一些共同價值觀上:努力在家長和小朋友之間尋求一些共同的話題和愛好。魏力:我們全球CEO是位女性,是我們公司歷史上首位女性CEO,而且這位女性還特別年輕,很有力量和抱負。而且我們公司人事老大、法務老大也都是女性。男女真的沒有區別。女生還有優勢就是善於傾聽,更有同理心。對內有更強的凝聚力,對外可以實現雙贏,這是我的看法。https://www.archdaily.cn/cn「真誠會使更『合適』的人落後於我」北京『今後也請』餐廳剪法造型北京望京創意店2022冬奧博物館(競標) 1. 成長和教育經歷張涵:我生長在北京一個非常穩定的家庭環境中。九歲時,事業型的父母決定移民澳大利亞。我以為這只是個度假,卻順勢開啟了移民新生活。30年前移民的生活與現在非常不同,我的父母日復一日,毫無怨言地工作。母親支持著父親在他36歲的年紀重走了一遍成為外科醫生的學習與工作。吃過不少苦頭的他們期望我有更輕鬆穩定的未來,所以我選擇就讀商學院,獲得了經濟和金融學位,但我無法忘卻成為建築師的夢想。母親因癌癥過世的時候我剛從商學院畢業,母親的過世是我從事建築行業的主要動機。我希望能讓她為家裡做的所有付出都更值得。我用了7年時間讀完了建築學本科與碩士,其間經歷了很多困難。攻讀期間我在車禍中受了傷,康復期很艱難但我一直堅持在柏林完成學業。建築學院教會了我如何獨立思考並誠實地看待問題,我也很早就意識到我可能不會成為一個建築師,但是我希望能努力從多元方面為建築行業帶來影響和改變。現在我是ArchDaily中國(建日築聞)的主編,也是一家建築事務所—漢荷設計的聯合創始人。同時,我還在北京服裝學院與清華大學教授建築相關的課程。張涵:很幸運的是,在工作與生活中,我都曾遇到過很多位向我展現成功領導力的人。首先是我的父母,我一直記得他們在面對超出他們控制能力的困境時是如何應對的。我見證了父親突破萬難實現了夢想,成為澳大利亞第一名華裔心臟外科醫生,他教會我成功的唯一途徑就是努力,要比周圍的任何人都努力。如果我想讓團隊中的成員努力工作並獲得成功,我就需要做出表率。在職場中,我要感謝Domus的中國主編於冰。當我將ArchDaily引入中國時,我的中文讀寫能力都不太行。行業里的每個人都笑話我,沒人把我當回事。六年前,我在深圳雙年展上遇到了於冰,她非常善良、聰明、讓人振奮。她知道我當時的困境,把我介紹給了後來一直支持著 ArchDaily 的多位重要建築師,並向我展示了她是如何以媒體的方式幫助建築師們發出自己的聲音。她讓我明白作為領導者,首先需要幫助他人,我也一直奉行這個原則。張涵:會力求做到最好,同時也不畏懼展示我的缺點和掙扎。成功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神跡,它是通過不斷地試煉和挫折才達到的。讓身邊的人不必畏懼追求未知世界,這對於一位領導者十分重要。與此同時,我也相信給予和分享我的所知所得是十分重要的。去年我開始在北京服裝學院和清華大學教書,我的主要教學目標就是引導學生們,去理解他們嘗試表達的內容,以及教會他們如何去表達,也就是設計的技巧。我也將同樣的理念應用在自己的團隊中:我會幫助同事找到自身定位,教會他們如何規劃自己的未來,並鼓勵他們相信自己的工作充滿價值。張涵:我認為一切都比我想像的要難得多,但也比預期的要有意義。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領導者或管理者,我只是想追求自己的目標,但是管理後來成為了工作的一部分。開始時,我並未預料到作為女性,讓人們相信你的願景並為之買帳會有多困難。但是我始終堅信自己的理念與原則,我認為這會引起人們的共鳴。一位客戶曾告訴我,我太老實了,有些人可能認為我很愚蠢,但我絕不應該改變這一點,因為真誠會使更合適的人落後於我。張涵:我認為目前女性在職場中存在兩個比較大的障礙。首先,現在的職場環境對男性的期待值更高,因此會有不少「德不配位」的男性存在,從而導致女性的能力被忽視。其次,職場中的女性經常身背「更友善、更謙讓」的枷鎖,這種道德綁架可能會使她們失去一些合理的機會。我不知道如何改變這種現狀,但我本人一直很直來直往。我從不害怕表達自己的看法,去爭取屬於我的機會。張涵:我的丈夫也是一名建築師與建築學教育者。我們在生活,工作和事業上都是夥伴。我認為構成一個家庭的要素是將我們看成一個整體,而我們在各個方面都是一體的。張涵:一個理想的家庭應該是雙方不僅互相陪伴在身邊,還能成為彼此的精神支柱,同時又不給對方太多的束縛和限制。張涵:我認為女性是橫向思想家,她們可以理解困境的各個方面,並且不被偏見地去解決看似不可能被解決的難題。在建築設計方面,女性通常是無私的設計師,可以在世介面臨迫在眉睫問題的當今,帶來更好、更全面的建築解決方案。我希望進入專業領域的年輕女性要保持對設計的熱情,堅守自己決定成為一名設計師時的初心。這是一個競爭激烈的行業,對於女性甚至更加嚴苛。因此,你需要抓住每一個機遇。你的生活和事業都是自己的,不要過多地被身邊的異見影響,你要為自己決定。張涵:我們正在面對很多迫在眉睫的挑戰,忽略女性就是放棄了一半的智慧,創造力和能力。這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男性與女性應該互相合作。「希望整個行業能夠給建築設計者們耐心和時間」Erdos 概念店水電站美術館AnyShop Concept 1. 成長和教育經歷張迪:高二的時候去英國讀書,本科考上了Sheffield University 的建築系。2003年畢業後在倫敦找到我第一份工作,在RHWL Architects 做助理建築師。2004-2006年在UCL 的Bartlett School 讀建築學研究生, 06年畢業後就在倫敦的Foster+Partners 工作。2009年考取了英國註冊建築師,2010年下旬回國創業。 張迪:我的父母都是非常獨立的人, 各自專注自己的事業並且也都是各自事業的領導者。張迪:我覺得優勢可能是我有一個比較清晰和獨立的判斷力吧,這可能跟我的成長環境有關,我對「做決定」和「做了決定後要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這件事能夠比較自然的消化。 張迪:從小看著父母組織團隊,所以我對組建一個公司這個事情到是不太陌生。但是專業領域的,工作和學習的背景可能只是教了我如何做設計工作, 但是如何管理項目,如果從法務,財務,人力,等等非設計範疇來思考,我覺得在英國考註冊建築師的那段時間的密集培訓非常有用。英國註冊建築師的最大不同點是,在英國只有得到了註冊資格,才能自己簽字做項目。也就是說項目的責任制不是以單位,而是以個體。所以它的註冊建築師的制度都是以能夠獨立行業為目標的,會有很多關於項目管理,獨立運作的職業培訓,我覺得對我的創業非常的有幫助。 張迪:工作過程和環境中我很少考慮到性別。作為建築師,可能年齡問題會比性別問題更明顯,畢竟建築是個需要經驗累積的職業。年紀越大與人交往時,對方可能會更有信任感,但是這個事情也是因人而異。張迪:已婚,有一個2歲半的小孩。我跟先生都是全職,小孩已經上學幼兒園了在家就靠阿姨照顧。周末我們都會儘量不工作,兩個人跟孩子在一起。我也不想讓小孩覺得我們要去工作是很抱歉的事情,她也似乎懂得自己可以跟照顧她的人相處好,基本上我們還是希望相互之間可以支持並且尊重,即使很小的年紀她也可以慢慢理解。張迪:基本就是現在的狀態。張迪:我一直都覺得設計行業的女性從業者數量是很高的,從學校的學生比例就能看出來。早期階段女性比例可能是大多數,到了中後期就會男性就占大多數了,這可能是跟社會角色的分工不同有一定關係。設計行業的工作共性就是工作時長非常長,靈活度也不高,很多時候都是團隊工作所以沒辦法完全獨立進行。有時候會比較難平衡女性在工作和家庭的角色,這是事實。但是想要得到一個重要的東西,就得放棄一個重要的東西,我一直也是這樣認為的。既然沒有辦法做到完全平衡,其實就是要想好放棄哪邊,兩邊都能做的很完美的女性設計師,我目前還沒發現。 張迪:建築師和建築行業的業主都要有社會責任感, 並且要有耐心。建築的工作就是靠年復一年的實踐而不斷進步的,希望整個行業能夠給建築設計者們耐心和時間,而不是快餐似的追求某個話題或現象型的建築作品;也要給建築設計者們創新和求變的壓力和信心,而不是只願意投入「安全牌」或是主流流行的做法,建築畢竟要提現我們所在的時代精神的,過度的懷舊和重複現狀對未來是沒有意義的。🤵🤵🤵 男士有話說在對這幾位女性採訪的同時,我們也拿類似的問題詢問了行業中的男性,希望得到更為全面的對於行業內「女性領導力」的看法。很有趣的是,接受採訪的男性都很謹慎,他們的回答也可能跟您剛在在上面這部分感受到的活力和自信不同,但是這也恰恰反映了當下客觀的情況。下面是我們節選的一部分:非常精彩!感謝這幾位匿名以保證回復真實的男士!「很多建築設計行業內單位的一把手女領導,如果是從自己的專業基層一步步干到目前領導崗位的。很多都是董明珠式的強勢領導人,底下的員工對她是有一種敬畏感的。還有一些行業內企業的一把手女領導,是上級指派的,在設計行業的專業上並不能在企業內得到專業認可的領導。我接觸到的在工作中有不尊重男性的表現。有類似「男領導對女下屬性騷擾」的相似行為,而且不是個體,是在公司的公開場合對男性員工的集體性騷擾(至少我個人認為是一種性騷擾)。無論是第1種還是第2種女領導,手下都有1個二把手,男的很娘(專業上的娘),女的很能幹(像丫鬟)。——個人觀察,樣本太少。「基層設計院的女設計師整體上比男設計師優秀、上進(主要是指施工圖設計院)在規劃設計行業內,年輕的女設計師在個人職業規劃、與人溝通表達,專業成果對外匯報等眾多方面普遍比年輕的男設計師優秀。但是她們在專業設計技術上並不比男性設計師優秀。「我覺得女設計師有一個事業上的閨蜜(無論男女)會比較有利於事業的拓展和成功。昨天公布的普獎也證明了這一點。😃「如今越來越多女性在社會資源的 搶奪戰中衝鋒陷陣,並且往往比男性更加出色。個人覺得傳統家庭觀念的削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 素,而其中很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方文化的衝擊,所以她們大部分都有海外留學或工作的背 景,而隨著一波又一波的留學潮,這個群體也在爆髮式地增⻓。「如今越來越多的工作內容從實體的發明生產製造向信息的交換轉變,也 就是我們平常需要處理的問題更加複雜、瑣碎、多元、流動,對於這些片段的整合就尤為關鍵, 在我接觸過的人中,女性的確很擅⻓,其實更多是作為溝通者、調解者的⻆色,男性則分為兩個 極端,一種是穩定的執行者類型,另外一種就是爆髮式的創造者,當然這些都不絕對。「「體制」這個詞要拓展一下,並不是「體制」不好,各個國家都有,特別是在政治緊密相關的高校內。在海外求學的時候,兩個詞對我的衝擊挺大——種族、性別。這種對於差異性的褒揚自然與⺠族國家大一統和維穩的觀念大相逕庭。非男性的群體都有自己的小組織社團,動不動會有一些維權的研 討,我當時的感覺是學校每天都是個小戰場,但吵完照樣可以一起喝酒,還挺有趣。說來也神 奇,當時美國東海岸各大建築學院相繼更換了女性院⻓,頗有政治正確之微辭,事實上面對院⻓ 這一政治職位,平常需要處理眾多瑣事,女性資源整合的突出能力似乎十分合適。「說到尊敬的女性,我腦子裡第一個蹦出來的就是當時的一位歷史 教授,值得敬佩的地方其實很簡單——博學和思考力。而她的個人經歷也證明了不斷跳出舒適圈,去質疑,去追尋是產生巨大的個人魅力的源泉。她作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方男權社會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的一批人之一,也並不是出於女性的⻆色,而是與男性在同等甚至處於劣勢的競爭中得勝,這也造就了強烈的個人特色,而無法被取代,大概這是我所尊敬的最為重要的一點。「我沒有 在國內的高校中碰到過類似的女性,我想很關鍵的一個原因可能是,不少進入高校體制的教師是以穩定的工作與生活為前提,對體制本身存在很強的依賴性,成為了之中可以隨時被替換的一顆螺絲釘。「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便提倡了男女平等,不過他也提倡了根據能力各司其職。 最後,祝各位女同胞們節日快樂哦!🌹🌹🌹同樣堅韌的你「在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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